在皖南事变中，新四军遭遇了极大的损失，其中有几名高级干部选择叛变，给新四军带来了严重的后果。其中，赵凌波、赵希仲和刘厚总的背叛，成为了这次事件的重要标志。
赵凌波，生于1908年，来自四川泸县。1941年1月，新四军在北撤时，赵凌波担任第一纵队的副司令员。但在皖南事变中，他被俘后选择了叛变，加入了国民党的绥靖指挥部，担任反共副专员，频繁策划清剿活动，特别是在新四军游击队活跃的边缘地区。中共的情报人员得知此事后，立即向新四军七师师部报告。七师的曾希圣政委和傅秋涛代师长高度重视，决定采取行动。
1942年5月，赵凌波企图伪装身份潜入新四军在安徽繁昌的驻地进行侦察，但被五十七团二连的指导员董南才及时识破，并成功将其抓获。根据傅师长的指示，赵凌波被押送到七师师部。然而，在押送过程中，赵凌波在石涧埠附近寻找机会逃脱，试图逃向国军的黄洛河据点。在追捕过程中，赵凌波拒绝听从警告，最终被开枪打死。
赵希仲，生于1903年，陕西长安县人。他在“皖南事变”中随新四军突围时被国军108师俘虏。由于被认定为新四军的重要干部，赵希仲被送往国军上官云相的司令部。在面对未来的无望前景时，赵希仲决定叛变，向国军提供了大量关于新四军的信息，包括人员配置、武器装备、军事行动及重要领导人的详细资料。由于这些贡献，赵希仲受到了国军的优待，成为第三战区的贵宾。
展开剩余62%1941年春，赵希仲与赵凌波一起被送往江西上饶的集中营，在那里，他们宣称脱离中共，并表示“彻底觉悟”，正式转向信仰三民主义，支持国民党和蒋介石的抗战建国事业。赵希仲被任命为集中营的中校军事教官，负责感化其他被俘人员。新中国成立后，赵希仲试图隐瞒自己的叛党历史，借助中共西安市委书记赵伯平的引荐重新回到了革命阵营。
然而，赵希仲的叛变历史并未被遗忘。1956年，随着反腐和肃反运动的深入，赵希仲的叛党行为被揭露出来，最终被撤销了职务并被送去劳动改造。在文化大革命期间，赵希仲生活在极度的恐惧中，最终在1968年8月的一个深夜，选择投黄河自尽，结束了自己颠沛流离的一生。
刘厚总，湖南耒阳人，早在1926年便参与了当地的农民运动，成为乡赤卫队的队长。随着革命进程的推进，刘厚总逐渐担任了湘南赤色游击队的政治委员。1938年，他被派往延安中央党校学习，但因无法适应艰苦的生活，他多次请求返回南方。1939年，刘厚总得到批准返回家乡，然而在面对重重困难后，他转到皖南新四军军部，担任副官处第三科副官，负责木工班和饲养班的管理。
在皖南事变中，刘厚总在3月13日的凌晨，突然枪杀了项英、周子昆及警卫员黄诚，并携带他们的财物逃往国民党。经过多次审问，刘厚总最终被送往重庆的军统局渣滓洞看守所，度过了五年的监禁。随着国民党政权的动摇，刘厚总于1948年被释放，不敢返回原籍，最终流落至江西省九江市。
1952年，刘厚总的叛变历史被揭露。经过反复审问，他被确认为杀害项英和周子昆的凶手。这一消息引起了陈毅、谭震林等领导人的高度重视，最终，刘厚总被处决，结束了他的罪恶一生。
这三位叛徒的背叛行为为新四军带来了严重的损失，他们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了惨重的代价。历史让我们警惕，必须坚定信仰，坚守原则，才能走向正确的道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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